《公务员法》在第十三章第八十二条中有关公务员辞职辞退是这样规定的：“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，因工作变动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辞去现任职务的，应当履行辞职手续。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，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，可以自愿提出辞去领导职务。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、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，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，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。 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”。 该条规定只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辞职、责令辞职或者引咎辞职作出了规定，但却没有明确 “集体引咎辞职”的规定。    

    行政公务只容廉洁不容腐，人民公仆只为社稷不为己。众所周知，不论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，事涉国家公务员的任何法律，都免不了公开透明、廉洁从政和为国为民的制度归制，而“集体引咎辞职”的规定更是对公务员进行完整约束的最大法律力量。首先，“集体引咎辞职”是约束监督机关部门集体行政行为的紧箍咒，可以增强民主集中行政决策的危机感和责任感；第二，可以调动公务员为社稷负责的最大主动性；第三，可以调动公务员主动监督上级作出的行政决定是否正确；第四，可以最大限度杜绝混在官场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公务员行为；第五，可以最大限度遏制前赴后继的官场腐败和窝案串案的发生；第六，“集体引咎辞职”制度应该增设“集体引咎辞职的所有公务员终身不得从事公务员工作”的严令，这样可以杜绝此地犯错误彼地仍然为官的荒唐事件重复发生；第七，“集体引咎辞职”制度可以促进清正廉明的公务员队伍建设。总之，“集体引咎辞职”是利大于弊无可争辩的公务员管理办法。    

    回首过去和今天，发生在公务员身上诸多的集体行政错误或者犯罪事实，就可以认定“集体引咎辞职”制度在《公务员法》中的重要地位。第一，无数的注水数据严重地影响和干扰着国家的最高决策和战略部署，不断地“宏观调控”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而无数的注水数据并不一定是单个领导人可以作出的，更多的恰恰是通过公务员集体讨论和暗箱操作完成的；第二，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窝案串案往往都涉及到某部门公务员集体犯罪；第三，在民主集中制名义下公务员集体作出错误行政决策的事件多如牛毛，诸如基本建设、招商引资、项目引进、低水平重复建设、大破坏高污染累禁不绝、侵犯公众公共利益的行政决策等等等等。又有多少不是公务员集体行政行为造成的呢？但时至今日，我们都难见在中国出现因“集体引咎辞职”而谢罪国家和谢罪社稷的良好的公务员道德规范，而更多的则是给国家造成的重大损失和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。《公务员法》究竟需不需要设置“集体引咎辞职”制度，是遗憾呢还是“有意”的疏漏？这难道不值得全社会深思吗？    

    用科学的发展观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，这不光是执政党自己对自己提出的要求，更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。而新的《公务员法》不但令人失望地看不到“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”，也令人失望地看不到“集体引咎辞职”制度，这不能不令全社会怀疑执政能力的提高是口号呢还是作秀？虽然《公务员法》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是由于“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”“有意”的缺失和“集体引咎辞职”制度“有意”的疏漏，才让全社会又一次看到了中国的反腐促廉任重道远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！！